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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用手机,老年人活该被嫌弃?信息消费社会

  你知道信息消费吗?或许不少人对于这个词还比较陌生,但事实上我们已身处其中。从在线旅行、电子商务到网络文学,大家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信息消费者”,通过在各种信息终端上购买产品、订制服务,享受着信息时代带给我们的各种便利和实惠。

  在高度信息化时代,几乎所有的消费行为都可以从线下移到线上,那么,是不是全社会所有的消费者,都成了信息消费者?答案恐怕不尽然。比如说,老年人。他们要买票休闲,也要打车出行,但在线抢票、网络叫车等一些促进消费的网上渠道,却可能成为其“不可及”的路径。有钱没处花,有心没处使,实惠甚至免费的信息消费就可能与不少老人无缘。

  上海是首批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在第一支柱产业IT业中,全城信息服务业的2018年营收预期达到8600亿元,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期市级大调研发现,信息消费正快速发展,成为创新活跃、增长迅速、辐射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可以说,上海有条件、有优势、有潜力,借此积极推动消费升级,培育这一消费新热点,并形成经济新增长点。

  与此同时,上海也是率先进入深度老龄化的中国城市,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二三十万人。根据最新统计,在上海全市1456.35万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483.60万人,占总人口33.2%。也就是说,每3个户籍人口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拉动消费,重在拉动消费者,让消费人群最大化。作为信息消费示范城,不该把这“1/3”的消费者落下。

  过去,人们常常说起城乡之间的数字化差异。其实,城市之内也存在着一定的“数字代沟”,包括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尽管老人们大多“装备”了智能手机等用户端,但由于数字化理念与技术的双重门槛,他们在信息消费上的非经济能力不足,以致信息消费的水平也不高,容易被市场所“嫌弃”。由此,还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缺乏适龄的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缺乏消费量、消费额,也就越发缺乏日新月异的信息技能。在这种循环中,城市老年人口信息消费的欲望“被抑制”,成了信息消费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根据全国老龄委2014年《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测,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随着养老事业大发展,不断鼓起来的老年人钱包,是否也能有效转化为“电子钱包”,在信息消费领域敢花敢用?

  一方面,这需要行业企业专门化、适应性地开发因人而异、因需而变的信息消费产品;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教育、政府服务更多针对银发一族的数字生活,开展感知、体验与普及活动,并对产品和服务供应进行引导和监管。譬如,对于老年人,普惠型的信息消费应当消除他们对种种终端和应用程序的陌生感、畏惧心,提高其接受度和利用率。示范性的信息消费可以变得更加“傻瓜”,即变得更加可及、可信,消除隐形的消费壁垒和陷阱,让每个人都会用,而且用得好。

  一座高度发达的信息消费城市,一个高度进步的信息消费社会,应当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将他们融入无时无处不在的信息消费,智慧地享受信息消费。面对为数众多、有待挖潜的老年消费人群,要实现这一点,有赖于供给侧发力,让信息消费产品不断创新,使信息消费法则规范更趋完善。无论从商业利益、企业责任还是社会进步的层面上,抓住机遇做大做强信息消费产业,最好是拉动全口径、大众化、绿色健康的信息消费。通过信息消费行为的创新与规制来“扶老”,不仅有利于填平“数字代沟”,而且有利于拓展经济增长点,从而更好抓住信息消费这一波“新红利”,让产业发展更具后劲、持续性和辐射力。

  近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在一次论坛上就当前部分政策文件制定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直陈观点,引发各方关注。其提到的一个现象——“以文件落实文件”,更是道出了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困惑与“槽点”。

  事实上,“以文件落实文件”不是一个新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看待。一般而言,上级政府或条线部门出台政策文件,需辐射整个行政区域或行业。由于地域不同,出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解决问题的基础和条件自然也千差万别。因此,上级政府或条线部门的政策文件往往很难“大一统”。各地区、各部门需要根据上一级政策文件的定调定性,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拿出具体举措和方案,制定出台实施意见或操作细则,从而达到推进工作落地、问题解决的最终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以文件落实文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但另一种“以文件落实文件”,则是需要我们在工作中极力克服的。正如央行研究局局长所言,部分上一级政策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一些下一级政策文件“依葫芦画瓢”改头换面了事,或是依旧“见大不见小”缺乏可操作性。这样的“以文件落实文件”真正成了从“纸上”来到“纸上”去,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要求变成了“一级压一级,层层发文件”,既是工作不尽责、不负责的表现,也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表现。

  如何避免照抄照转式的“以文件落实文件”,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有效性和质量水平?李克强总理近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颇具指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制定实施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把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贯穿全程。在制定前,要主动及时了解企业所急所需所盼。在制定过程中,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要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听取有代表性企业的意见。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实际设置缓冲期。要加强对法规政策实施的后评估工作,该调整的适时调整……”

  这些针对涉企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所提的要求,对于其他领域政策文件的制定同样适用。制定前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梳理问题症结所在,研究出台对策办法,可以有效避免政策文件笼统空泛、缺乏可操作性,体现的是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制定过程中公开征求意见,汇集各方智慧,对政策文件进行充实完善,体现的是问计于民、问策于民。实施过程中设置缓冲期,加强后评估并作及时调整,有助于政策文件落地执行更平稳、更到位,体现的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可以说,这些做法不仅涉及操作层面,更涉及认识层面,无论是哪一级政策文件的制定都应该遵循。

  还有一种“以文件落实文件”更需力戒——上一级政策文件已经很具体、很有操作性了,但某些领导干部仍要求职能部门写出个“子丑寅卯”的实施方案,以显示工作已经“落实”。这无疑是更为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众所周知,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国办早已发文明确“严禁照抄照搬照转上级文件、以文件‘落实’文件”,这份“关于文件的文件”的精神,当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千万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些地方和部门的文件纸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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